格雷厄姆·艾利森：美国要学会尊重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

　　即便博伦最终同意了凯南对形势的判断，他也没有在可能产生的影响面前退缩。在给马歇尔的备忘录中，他总结道：“面对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无论我们多么遗憾，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和自由世界的利益和安全，必须……在正治、经济、金融以及军事方面更加紧密地团结（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以便有效地应对联成一体的苏联势力地区。”

　　左起：杜鲁门、罗威特、凯南和博伦，摄于1947年白宫

　　这种信念成为后来几十年美国战略的支柱，其基本前提是对于势力范围的接受。即承认某些地区将由苏联主导，尽管产生的后果可能是不利的，但美国最好的办法是强化自身势力范围内部的实力和团结的同时，扶持处于苏联势力范围边缘的国家。

　　在随后的四个十年里，美国和苏联进行了我们称之为冷战的大国竞争。在苏联势力范围内，东欧国家对里根所说的“邪恶帝国”俯首帖耳。数任美国总统都经历了危机，因为美国的信条宣称某些权利是普世性的，所以当受苏联主导的国家内部寻求行使这些权利的自由战士受到镇压时，美国得考虑派遣军队的选项。

　　但历任美国总统毫无例外均选择了旁观而不是干预：比如艾森豪威尔面对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约翰逊面对1968年布拉格之春；包括冷战后2008年小布什对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以及奥巴马对俄罗斯特种部队占领克里米亚的处理。为什么？因为每次冲突都在不断内化一个无法接受但不可否认的事实：即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声明中所说的，“绝不能打核战争，因为没有人能够从中取胜。”

　　这段冷战史应当提醒我们：一个兼具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家，总是要努力在目的的依据和合理性与实力现实之间取得平衡。外交正策分析人士法里德•扎卡里亚总结认为，这样的结果就是“嘴上喊着变革，行动却是和解。”即使在美国实力鼎盛时期，和解仍然意味着接受苏联势力范围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

　　结构性变化

　　1991年，在持续竞争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冷战结束了，苏联消失了，剩下一个在经济、军事和地缘正治上处于主导地位的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前二十年里，美国的国防支出超过了紧随其后的十个国家（其中五个是跟美国签订防务条约的盟国）国防预算的总和。这意味着，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的《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中所说，美国“在各个作业领域都享有无可争议的优势或主导优势。我们通常可以在需要时部署部队，在需要的地方组织部队，并让部队按照我们的意愿执行任务。”美国及其盟国可以欢迎新成员加入北约，按第五条给予它们安全保证，而无需考虑风险，因为北约没有真正的威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战略的本质就是堆积大量资源去压垮挑战。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在21世纪前二十年中力量平衡发生结构性变化，与美国244年历史上任何同样长时期内的变化一样具有戏剧性。以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说法，变化来得如此之快，我们甚至没有时间感到惊讶。美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91年的四分之一降至如今的七分之一，而这个比例1950年接近一半。（尽管GDP并不是全部，但它确实构成了国际关系的权力亚结构。）而且随着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可供决策者选择的菜单也在缩短。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将近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支撑下，中国可以投资1.3万亿美元建设基础设施，把亚欧大陆大部分地区连接起来，置于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之下。而当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宣布美国将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增加投资来回应中国的时候，他只拿得出1.13亿美元的新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