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病房里,父亲很乐观,一边吊瓶还一边安慰我们,也确实父亲看上去一点都不像重病之人。他和同病房的病友聊得很开心,病友是闽西土楼的一个小伙子,姓严,40岁。精瘦精瘦的,不但勤劳而且善良,为了能多赚点钱,什么活都干过。他开刀那天,他的可怜的妻子一个人站在窗户边流泪,这个不幸的女人,曾经从工地上摔下来,一只眼睛瞎了,一只手残了,从住院那天起,他们夫妻俩就相依为命,挤在一张病床上睡觉,吃饭也舍不得多买些贵的菜,这次开刀的钱是卖掉几头猪又借了些钱凑起来的。平时我硬塞到她嘴里的樱桃,她说这是第一次吃到。我轻轻走到她身后,拉着她的手,抱着她说,没事的,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直到现在我也不知严大哥是否还在这个世界上。
母亲怕外人说舍不得花钱给父亲治病,决定明天还是要做这份检查,父亲被我们逼着开始禁食、排队、打针、猛灌好几瓶矿泉水、再排队、双手抱头等待......

折腾了到中午1点,刚坐下吃了口饭,又通知说重新再查一下其中的某一项,1个小时后,父亲满脸怒气地回来了,怪我们不听他的话,让他受这份罪,吵着要回家,自己抓草药吃。
接下来几天又是吊瓶、输血,父亲从不多问自己的病情,他曾经和母亲私下说过,如果转移了,千万不要给他开刀。如果开刀,他就跳楼。看来父亲心里明镜似的,我们瞒着他的时候,原来他也在我们面前强颜欢笑。
既然不开刀,医院催我们明天转到化疗科,那天晚上是我们最痛苦的抉择的时候,这种心理体验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父亲很镇定地说,坚决不化疗,你看村里去年刚走的两个父亲的同龄人,又开刀又化疗的,不也只多活一年半载的。我不受那份罪,我要回家。我和母亲一夜无眠,其实不知多少夜无眠了。回家意味着什么?我们不敢想。母亲请教了一位当中医医生的亲戚,他说既然这样,那就尊重病人的意见吧,说不定草药偏方会对头呢。
其实在得知父亲生病的这段时间,我每天都要上网查资料,看哪里看这种病好,有什么偏方,神药之类的。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却是明智的,我从西藏网购回来的冬虫夏草、火急火燎从美国寄回来的白藜芦醇、药店里稀缺的片仔簧、何裕民博士研制的贵得离谱的药、为了配齐专家开出来的药方的其中的一种,我可以从乡下跑到城市一家家药店去寻找、到省城大超市买芦笋做食疗......这些都是徒劳。
刚回家那阵,父亲精神还不错,能看看报纸、聊聊天,但我们不放心,逼他到乡镇医院继续吊瓶。一天晚上,父亲在家疼得厉害,看着汗水如雨一样湿透了他的衣衫,我们在一旁无能为力,多方打电话求救无果的情况下,我们再逼着父亲上了车,午夜,车子在路上飞奔,父亲咬着牙,不哼出一声。后来,我看了医院的宣传栏才知道这是痛到极致的表现,当时父亲的坚强与隐忍深深地刺痛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