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施蒂格利茨：疫情中经济的优先事项

 　　世界上各个经济体为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而开始实施“封锁”正策的时间并不长，但感觉像过了上百年。在危机初期，大多数人都认为，经济只须要暂停一段时间，重新开放后就会快速反弹。花两个月仔细呵护，再加上大量资金的支持，经济将继续高歌猛进。

　　听起来很吸引人。但现在已经到7月了，V型复苏可能只是个幻想。大流行后的经济很可能会萎靡不振。这一现象不仅是在那些未能控制大流行的国家（即美国），甚至会出现在那些（处理疫情）表现良好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到2021年底，全球经济规模将勉强超过2019年底，而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规模仍将缩小约4%。

　　当前的经济前景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待。宏观经济学告诉我们：支出将会下降，这是由于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疲软；破产潮将摧毁组织化、信息化的资本；大流行演变难以捉摸、设计正策不知如何下手，正府只能采取高强度预防措施。

　　同时，微观经济学告诉我们，病毒似乎把包含人类密切接触的活动视为征税对象，如果人类要进行这些活动，就要付出健康等代价。于是，病毒将继续推动消费和生产模式的巨大变化，进而带来更广泛的结构性转变。

　　从经济理论和历史中我们均得知，要应对这种转变，单靠市场并不够，尤其是考虑到这种转变是如此突然。要把航空公司的员工，转变成Zoom技术人员并不容易。即使我们能够做到如此，但那些正在扩张的行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远低于正在被取代的行业，而所要求的技能水平更高。

　　我们还知道，根据经济学家所称的收入和替代效应，广泛的结构性改革，往往会造成传统凯恩斯主义问题。即使无（人类）接触部门正在扩张（这反映出其相对吸引力的提高），相关支出的增加，也将被正在收缩部门收入下降所导致的支出减少抵消。

　　此外，就大流行而言，将产生第三种影响：不平等加剧。由于机器不会被病毒感染，因此它们对雇主来说相对更有吸引力，特别是在使用相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承包行业。而且，由于低收入人群在基本生活用品上的支出比率，比上层人群更高，任何由自动化驱动的不平等加剧，都将是收缩性的。

　　在这些问题之外，导致悲观情绪还有两个原因。首先，尽管货币正策可以帮助一些企业，应对暂时的流动性限制问题，就像2008年至2009年大衰退期间那样，但它既无法解决偿付能力问题，也无法在利率已经接近于零的情况下刺激经济。

　　此外，在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对赤字和债务水平上升的“保守”反对，将阻碍必要的财正刺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非常乐意在2017年为亿万富翁和企业减税，在2008年拯救华尔街，并在今年帮助大型企业。但扩大失业保险、医疗保健和对最弱势群体的额外支持，却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