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太大了撑不住了 夹不住了太满了流出来了

　　他在重庆永川，信寄到成都要一周时间。一来一回，要半个月。很快，我们加了分量，改成每周都写一封信。我们在信中交流各种看法，相谈热烈，觉得越来越了解对方，觉得身边的同学都没有笔友能理解自己。

　　他寄过两张小小的照片，是他自己在暗房里冲洗的，黑白的，一群学生的合影。他没说哪一个是他，但两张照片有差别，我大致能猜出那个站在岩石上的和站在球场中间的人是他。

　　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应该寄出一张自己的照片。我也有很好的合影，站在一群同学中间，照得很好看。但在少女时期，我经常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好看”这一点而害羞。这种心理，后来还时常泛起。我没寄出照片，但我认为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通信的趣味与热情。

　　1987年，春熙路的新华书店是我常去的地方，也差不多是我唯一熟悉的商业场所。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到了成都的人，首要的事情就是逛这里。所以，我把这次见面的地点定在这里，是非常合适的。就算我们不见面，他也会到这里来的。

　　我在新华书店门口走来走去，拿着《读者文摘》，把杂志名字朝向外面。天热，手心里都是汗，杂志的封面都被我攥得皱了起来。

　　我想起在《读者文摘》上看过的一个美国故事。也是笔友见面，双方约定见面时，女方在胸前插一朵玫瑰。小伙子在车站见到的是一位胸前插着玫瑰的老太太。他鼓足勇气，仍旧热情地去跟对方打招呼。老太太告诉他，是身后的那个美丽的姑娘给她的玫瑰，这是为了考验他，看他是否只爱年轻、美丽的女孩。他完美地经受住了考验。

　　我在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认为，笔友见面，真是一件浪漫的事啊。

　　下午五点半，我终于明白，我们不会见面了。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3小时。这个下午，我在新华书店的台阶上，吃掉了两根娃娃头雪糕，却没有等到笔友。

　　那是没有电话的时代，一场约会未果，却没办法知道原因。

　　高三开学的时候，我听燕子说，收发室里有我的一封信。我去取的时候，信已经不见了。我写信给笔友，然后算着时间去收发室等信。

　　这一封来信总算收到了。原来，他并没有收到我在假期前写的回信。他的家长就是学校老师，觉得他已经进入高考备战时期，不该把时间浪费在通信上，所以，经常会去收发室取走他的信。

　　我也进入了丢信的时期。

　　我的信，经常在收发室里就莫名地消失了。

　　我疑心是小敏或我的同桌干的。我問过同桌，他不承认。我没去问小敏。我已经很久不和他来往了，我不想就此破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