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规故事】司马光说，他制定的这部家训比《资治通鉴》更重要

中条山西麓，山西运城夏县，无垠的绿色田野怀抱着一座红墙青瓦、庭院深深的宗祠。这座始建于宋、后经历代重修的巍峨庙堂，千年来与这片土地上的乡民相互守护。外面是萦绕而过的涑水河，潺潺的流水声仿佛在诉说和追忆着庙堂主人——宋代名相、史学泰斗司马光的光辉过往。

年光流转，如今的司马温公祠，仍然香火缭绕，繁盛不息。每逢年节，司马氏的后人都会来到这里祭拜先人。如此传承，历经千载。祠堂中的后人往来无数，一代又一代，在司马温公留下的余荫之中，接受家风的陶染。对于司马氏的后人而言，先贤留下的《资治通鉴》固然可以明史增智，而《温公家范》《训俭示康》则是他们更为重要的圭臬，如何为人处世、修身齐家，奥义全在其中。

司马光祖籍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生于河南。他出生时，其父正在河南光山县为官，“光”的名字，便由此得来。

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20岁，他参加了会试，一举高中甲科进士，从此入仕。他一生历仕四朝，在宋哲宗时入主国事，官至宰相，去世后被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以德业之隆、文章之盛著称于生前与身后。

有关司马光的小故事很多，不论是展现出刚毅果决的幼年砸缸，还是体现出求学时刻苦攻读的睡卧“警枕”，抑或后来坚守诚信本分不卖病马，这些都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佳话。

世人更熟悉的，还有他的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离开北宋首都开封，退居洛阳为官。这期间，司马光心怀“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的热忱，把全部精力和心血，付诸到《资治通鉴》的编纂上来。他宵衣旰食、躬身亲为、殚精竭虑，带领刘攽、刘恕、范祖禹以及儿子司马康夜以继日，潜心著述。历时19个春秋，终成长达294卷、共计1362年间16个朝代的编年体通史，记载了这些朝代兴衰更替的经验教训。宋神宗感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欣然钦定该书书名为《资治通鉴》。

900多年后的今天，《资治通鉴》传之四海而又影响深远，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

司马光一生著述宏富，如果说《资治通鉴》是打造了一面“历史之鉴”，那么，他写的《训俭示康》和《温公家范》，则是中华传统家庭教育的恢弘至道，堪称“轨范”。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这是《训俭示康》的开篇，清晰传递着文章的立意旨要。康，即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训俭示康》就是司马光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古今典型事例告诫儿子“俭能立名、奢必自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司马康后来勤学修德，考中进士后积极入仕，“为人廉洁，口不言财”，还参与了《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赢得了不俗的赞誉，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司马光的谆谆教诲。

相比《训俭示康》的千余字，《温公家范》则洋洋数万言，在为人处世之道的阐发上，更为全面，堪为世范。《温公家范》中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欲治国者，必先齐其家”。司马光把家庭教育当作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正治问题来对待，而不是视为一家一户的私事。他引证《易经》《诗经》《大学》等许多儒家经典中的修身、治家格言，兼以大量历代治家有方的实例和典范，系统论述了“家正而天下定，礼为治家之本”的深刻道理。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或许正因“家”的基础性作用，司马光曾说，《家范》比《资治通鉴》更重要。

今天的温公祠，红墙青瓦，茂林修竹，庙堂巍峨，曲径通幽。游客往来其间，络绎不绝。司马氏由修身齐家进而忧国忧民的优良门风，就在这样的光景中流传开来，由北宋至于今天，由司马氏一族而至于千家万户。

【名家之言】中国社科院哲学博士后 刘绪义：

一生都在写故事

言谈见修养，行为显智慧。一个少年砸缸的故事，足以让司马光走进千家万户。尽管我们从小就熟读这个故事，然而很少有人思考，少年司马光如何能想到这样一个办法。尽管这个故事传颂千年，然而很少有人能从中领悟到其中的真谛。我们尽可以说他少年老成，但他绝非神童。他的修养与智慧，来自司马家族的家教家风。更难能可贵的是，司马光终其一生都能掌舵家风，用自己的平生行止作轨范，将自己的经验著成传世“家范”，并且把这家范看得高于一切。“父母之爱子，当为之计深远。”司马光深谙其中之至理。

——摘自《中国家规》（中国方正出版社）